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很关心此事的进展。他反对议和，对于民族战争向来主张积极抵抗，认为战争是打出来的，即使吃了败战，也能达到练战的目的，吃一堑可长一智。早在上一年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前，他就加紧布防，积极备战。与此同时，他也物色人选为他收集情报，以便于知己知彼，运筹帷幄。当时现代西方科技已风行中国，电报这种新式通讯方式运用比较广泛，所以张之洞收到大量来自各方的电报。据曾经为张之洞整理遗著的许同莘称，张之洞留下的电稿有200多册，被他编进张之洞文集的不到一半，所幸这些电稿后来主要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并列为该所编的《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名为“张之洞档”，2014年由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共172册。有关马关议和的各方来电，散见于这套书的第71、72、73、74册中，大部分此前未刊。发电人有的是清政府官员，有的是张之洞坐探；消息源五花八门，有京电、外电，李鸿章本人电报，还有各种道路传言等；内容详略不均，少则数字，多则一两百字，不乏重复雷同甚至不实消息，但都是真实的历史记录，保留了许多历史细节，不仅可补史之阙，证史之实，而且有助于了解当时社会的心态与反应。

 张之洞

 对议和之反应

 甲午战争爆发后，在日军的凶猛进攻下，清军节节溃败，清政府不得不将议和提上议事日程。1894年12月，清廷派张荫桓和邵友濂赴日本议和。次年1月13日，张荫桓从北京抵达上海，拟坐船前往日本。其当日日记云：“商局总办郑陶斋、沈子梅来迎，遂搭子梅车，至同文书局。”仅简简单单一句话，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其实当时上海反对议和，公然表示不欢迎他的到来，对他进行攻击和抵制。张之洞在上海的坐探赵凤昌致电张之洞说：“张使令到沪住同文书局，因在沪粤人有揭帖，不准住广肇公所、潮州会馆，且不认同乡，义愤可嘉。”张荫桓是广东人，本应住在广东会馆，为什么住不成而换为同文书局，他日记不写，但从赵凤昌的报告中可知他是因接受屈辱使命而让在上海的广东人蒙羞，故尤其遭广东人的痛恨和拒斥。对此，张荫桓也不讳言，在奏折中提及此事：“迨行抵沪上，匿名揭帖，遍布通衢，肆口诋諆，互相传播。”可他认为这不是坏事，说明“人心思奋，具见同仇敌忾之诚”，希望朝廷善加利用，督促将士奋勇杀敌。由此可见，他虽肩负议和使命，但内心也不希望屈膝投降，并非大家眼里苟全身家、没有骨气之人。此外，赵凤昌给张之洞的电文中还说：“前日倭国来电，我使往，只准搭商轮去，无非辱我国体，可恨！”而据张荫桓日记，是因为“法公司船期忽改”，“另商订英公司王后船”，并将洋文船名告知日方。说明赵凤昌的这个消息未必属实，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其浓烈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气节，与当时整个上海社会的舆论和反应是一致的。

 1月26日，张荫桓和邵友濂东渡日本，没想到日本政府出尔反尔，有意刁难，迟迟不与他们举行正式谈判。2月10日，张之洞的天津坐探汪乔年来电报告此事：“张、邵赴倭，因无‘全权’字样，倭主不允。昨张长崎来电，拟十八内渡，译署电复缓行，奉旨俾全权，再往议和”。也就是说，由于日方的无礼阻挠，张荫桓和邵友濂决定回国，但清廷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想办法解决，让他们暂时留在日本。16日，汪乔年又来电，补充说明日方不同张、邵议和的理由，系中国的国书中“有请旨语”，议和大臣“非全权”，故不与开议，他们要求派李鸿章“往议”。于是，朝廷开复之前因战事不利对李鸿章的追责处分，授予全权，命李“星速进京请训”。同一天，张之洞的下属、上海道台刘麒祥来电：“邵、张两使未刻到沪，倭以全权虚名不允议，有旨改派北洋，约在旅顺会议。”此电表明中日双方经过几天的磋商，迅速达成新的协议，中方改派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定在旅顺召开议和会议，而原先暂留日本的张荫桓和邵友濂业则召回国内。这一天，道员唐荣俊也致电张之洞：“李傅相奉旨开复前次处分，予以全权议和，倭要必在旅顺商议。”他这道电文糅合了汪乔年和刘麒祥两电的内容，更为简明扼要。可见，这些电文来源可靠，内容真实。

 18日，汪乔年来电云：议和地点之所以设在旅顺，是因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傅相年高，不欲劳到倭”，主动表示“即在旅顺议约亦可”。但李鸿章认为旅顺是中国失地，“不欲往”，要求改在“烟台开议”，日方不予同意。25日，汪乔年向张之洞报告“旅顺议约”新进展，西方各国认为在旅顺议约系“军前求和”，劝李鸿章不要去。同时还提及他听到的日方议和的基本条件有“一割地，二赔款，三韩为自主邦，四添通商码头，五列倭等最优之国”。对此，他加了四个字的评论“倭望甚奢”。后来的事实是“倭望并不奢”，《马关条约》不仅以此基础，还增加了许多更为过分的内容。就此看来，李鸿章尚未出场，议和的大势已经奠定，根本无法挽回。3月2日，汪乔年来电：“议约事，相当到倭国。”但为什么李鸿章当到日本议和，则不见有解释。次日，唐荣俊也说了这件事，乐观地预判：“探其情形，和议易成。”

 自2月13日，清廷宣布李鸿章为头等议和全权大臣后，汪乔年和唐荣俊经常向张之洞汇报李鸿章的行踪和动向，可以大致勾勒李鸿章的行动轨迹。

 2月17日 李鸿章拟于19日交卸直隶总督篆务，21日入都请训。

 2月19日 中午，李鸿章从天津起程入都。

 3月4日 李鸿章定明晨出都。

 3月7日 李鸿章今早到天津，11日后赴日本。

 3月11日 李鸿章将于14日出发去日本。

 3月19日 李鸿章早上抵达马关。

 以上这些，再加前面已经论述的部分，不啻李鸿章的日谱。查李鸿章所收发电报，并没有如此详细具体，如他自己说从北京回天津的过程是“初九出京，十一到津”，而上述电文则有“晨”、“早”这样的字眼，时间更加明确，可作为李鸿章研究的材料，具有一定价值。

 马关谈判传闻

 李鸿章到达马关的第二天，便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交换国书，展开谈判。由此开始，各方又源源不断地向张之洞提供谈判过程的传闻。中方在谈判一开始，就提出先停战，再议约，日方不愿意，提出严苛的停战条件，李鸿章不能接受，反复辩论无果后，致电总理衙门，告知相关情形，中有“要挟过甚，碍难允行”之语。总理衙门回电，同意李鸿章的看法，说“阅所开停战各款，要挟过甚，前三条万难允许”等等。3月22日，唐荣俊即致电张之洞云：“闻廿五下午，傅相由马关密电总署。”两天后，汪乔年来电称“和议无成，相本日回马关。上谕：要挟太甚，断难俞允，饬津沽戒严”。而实际情况没那么糟糕，清廷是诚心求和，自会退而求其次，想办法使谈判继续下去。于是，李鸿章奉命搁置停战之议，向日方所要议和条款。

 就在这时，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光天化日之下，李鸿章遇刺，被日本浪人枪击受伤。第二天即3月25日，张之洞就收到多方来电专谈此事。唐荣俊来电云：“顷闻傅相在广岛坐轿中被倭奴用枪伤眼。现经倭御医治，尚未取出弹子。”赵凤昌的电文说：“合肥今早被倭奸枪伤。顷电，弹未取出，甚危。”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则转发马关来电，非常详细：“今午后四下钟，中堂由会议处乘轿回辕，途中被一身穿民衣倭人，用三十二号手枪击中中堂左颊眼下，幸眼未伤。该行刺者只放一响，旋即逃左近铺中，当被巡街捕拿。其弹经随带两医生会同日本行军医生细验，尚未查着。俟明晨再验其伤。虽重，未必伤命。中堂神色镇定，谈论如旧。伊藤、陆奥两大臣亲到问安，并电广岛御医诊视。其行辕左近由兵弁、巡捕弹压，尚为安靖。中堂现在静心养神，伤势如何，当随时电知。”

 这三电中，盛宣怀的来电虽然是转述的，但来自现场报道，对事件经过、始末所述甚详，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场景，非常可信。赵凤昌的电文则将时间搞错了，把前一天下午说成当天早上，还夸大了李鸿章的伤情。这天深夜，他又报告说“闻合肥已故”，12个小时后的26日中午更正为“确闻合肥伤重，尚无碍”，还说“顷见马道来电，倭索先以榆、津让彼作押，再停战议和，月内初可回”。就此可以看出，对于这一热点事件，赵凤昌非常敏感，时刻关注，一有风吹草动，即快速报告给张之洞，正因为此，难免前后矛盾，不够准确。而这是一种真实的社会反应，舆论汹汹，传言甚多，体现了各种复杂的论调和心态。

 28日，张之洞致电台湾巡抚唐景崧，其中谈到“合肥被倭民潜以枪击伤颊，弹尚未取出，不知无碍否，公知之否？闻所议要挟太甚，不详何事。惟闻欲以津关作押，再停战议和，真狂悖也”。这段话表明张之洞对李鸿章被刺的状况也不是很了解，他的认知来自上述各方来电，其中最后一句便是根据赵凤昌26日中午的电文。可见，张之洞需要大量信息，而这些信息确实对他有用，他据此判断时局，形成看法，发表意见。

 李鸿章遇刺后，世界舆论哗然，日本政府深怕形势对己不利，如果不采取妥善措施，恐怕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于是迅速决定同意中方的停战请求，并于3月30日与中方签订停战条约。第二天，各方给张之洞来电均为这方面内容。盛宣怀说“傅相现议停战廿一天，徐议条款”，并提到李鸿章身体恢复情况：“创口渐生肉，但子入骨缝难取出。”赵凤昌则直言 “顷传有停战之说”，但“闻倭议院不欲和”，恐怕他们“要索不遂，仍有战事”，提醒说“我不可为盼和所误”。随着李鸿章将停战条约发给总理衙门，内容为大家所了解，于是发给张之洞的电文就比较确切，大致相同。如唐荣俊来电称“顷闻傅相被伤之弹子仍未取出，现与倭廷商议，除台湾外暂停仗务廿一日”，赵凤昌的则云：“顷闻合肥已与倭议定停战三礼拜，台湾不在停战地内云。”两者基本重复。

 签订《马关条约》

 停战条约签订后，议和谈判继续开议。应李鸿章要求，日本于4月1日提出和约全款供中方商酌，并限期答复。于是围绕条约内容、签订及相关反应，各方又纷纷给张之洞去电，提供各种消息，真假混杂，难以辨别。下面主要以赵凤昌的来电略作分析，以见一斑。15日，赵凤昌告诉张之洞：“闻和议今日签字，辽东牛庄归倭，偿费二百兆，全台作质云。”次日，他对赔偿费作了更正：“顷传单偿费系一百兆两。”前一天所据是听闻，第二天则为传单，可见他的消息来源不正规，因此两则电文均有误。实际上《马关条约》是17日签订的，比赵凤昌听说的晚两天，他所言条款内容应是上述日方4月1日提出的条约初稿。该初稿共11款，主要内容为割让奉天南部、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日本军费3亿两等，赵凤昌报告的都不正确。

 很快，他又得到一个和约六款的版本：“闻和款六：一、高丽自主，二、倭所得地均为倭所有，三、辽河以东地割归倭，四、台湾亦永远割归倭，五、银一百兆两，六、中倭联合以备战守。又顷闻西人言，合肥签字后，昨晚自尽云。”但这时张之洞已收到盛宣怀来电，盛电云：“李相创口渐愈，子未取出，约已定廿三画押，即回津。辽东至营口、又全台均割，赔款三万万，姑安旦夕，后事如何得了。”所以他心中有数，不完全相信赵凤昌所言，特地在赵电文上作了两处批注：一是在“五、银一百兆两”边上写“亦恐不确，须凭盛电”，另一在“合肥签字后，昨晚自尽云”旁边批“此不确，廿三方签字”。

 4月17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的那天，赵凤昌又向张之洞提供一个洋人的和约版本：“今洋电和款无’倭所得地为倭有’三条，而辽东以鸭绿江、九连城直画至西在四十度以南归倭。又开通商口岸五处，京城为一处，又准倭在华设织布厂，此外尚有条款。闻倭已派亲王为台湾总督，和约明日巳刻交换，合肥午刻即回云。”这个版本其实也不可信，与《马关条约》出入很大，可张之洞也没能得到条约全文，所以只在该电文上改了一个笔误，将第一句中“三条”的“三”改为“一”。由于“和议极秘”，具体条款未予公开，致使传闻和谣言满天飞。18日，赵凤昌来电：“顷传单，广州造反，约四月朔起事，绅富已多迁港。另闻和款通商，江宁在内，约订三礼拜盖国印云”。电文中“广州造反”等系谣言，“和款通商”云云不确。次日，赵凤昌再发来和约条款及传闻：“闻合肥明日可抵京，和款开五口，系北京、河南、四川、梧州、肇庆，又各口立租界，在中设厂制造倭货，减厘三成。威海刘岛偿费清交还。闻内意有不允换约之说，已有密旨与王藩向俄密商云”，最后他评论说：“和款如此，必有变局，战事紧矣。”这则电文和款的内容均为不实之词，但张之洞仅在倒数第二句“王藩”旁批注：“不确”两字。可见，张之洞对《马关条约》内容仍不清楚，所知非常有限。

 尽管如此，从赵凤昌等的来电中，张之洞了解到《马关条约》是非常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大量割地，巨额赔款，驻兵通商，将给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失和危害。有鉴于此，4月20日，他致电总理衙门，列举上述种种，请代阻和议。但电文中所举条款，很多不见于《马关条约》中，有学者下结论说“之洞电中之言，殆由于误听流言”。此语固然有理，但失之简单。原因正如上文分析的“和议极秘”，连贵为封疆大吏之首的张之洞都不知详情，遑论他人。当时社会上“所得条款出自钞传”，不免张冠李戴，以讹传讹，传闻不一。为此，张之洞曾照抄一份致电盛宣怀，询问“以上各条是否的确，此外尚有何款，切恳即速明晰电复”，但盛宣怀并没有电复，张之洞只好据各方来电发表议论，出错自是难免。由此，不难看出张之洞所收各方来电，一方面对他有用，帮他不少忙；另一方面如实地保存了各种传言，有助于了解和研究当时的社会。

 《马关条约》中有割让台湾给日本的条款，引起台湾民众的不满和反抗。赵凤昌的来电中也有涉及。4月25日，他致电张之洞，其中有“闻台湾民因和款哄至抚署开枪炮，中军枪毙，兵民互有损伤”一事。张之洞得知后，很吃惊，命他再详加了解，是否属实。27日，赵凤昌回电说：“查台事甚确，系西皮党人抚署被放枪弹甚多，近日稍安”此事，唐景崧在26日向总理衙门电奏“台湾近日情形”时提了一笔，说是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消息传出后，有台湾莠民趁机作乱，闯入抚署，已被弹压。不管唐景崧所言是否对实情有所隐瞒，但印证了赵凤昌情报准确，所言不虚，台湾确实是发生了巡抚衙门被冲击之事。

 结语

 历史无时无地不在发生，人即使在现场，也无法捕捉全部第一手资料，还原历史真相。因为历史由无数细节组成，人不可能巨细靡遗，全部掌握，就像盲人摸象一样，他所了解的永远只能是局部。所以，人们所留下的历史信息载体片面、不系统，并且这些历史信息还是他们择取的结果，既含主观性，又带个体性。总之，具有很大局限，但无论如何，它们能够留存下来，便能体现它们的价值：既是历史文献，可供搜集、整理和鉴别，用以追寻历史真相；又是史学作品，能够被用来分析它们是如何制作、生成的及其背后的故事。

 总之，张之洞档案中有关马关议和的各方来电虽然细小琐碎，良莠不齐，但均为即时记录，包含了大量细节，内容丰富，现场感强，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面相，颇具价值，值得探究。

 2020-05-26